在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其实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博弈的最基本形式,而且,也正是在各种论说的不断博弈中,在各种思想的热烈交流中,大学这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才既有可能步入毁灭,也有可能再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这一片喧哗之声的,就不仅包括今天的同时代人,而且包括有待我们评判的前人,当然还有必将评判我们的后人!
大学模式流变
现代大学演变到今天,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也就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纽曼写道,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
这种信条对我们来说,尽管从未普遍施行过,却最为耳熟能详｡我们甚至不难猜想,当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时,当他认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时,当他把原属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学时,这位北大老校长心中念兹在兹的,大体上也正是类似的理念｡
然而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旋即就向我们指出,这种模式已经行将被德国模式覆盖了｡1930年时“大学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是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大量出现,并组成大学｡大学的出现,不是为了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家｡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正如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顶尖大学都在德国,它们是德国十九世纪伟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
到1930年，美国的大学已经脱离“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科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真正的大学”,指的是“一种以崇高的明确的宗旨和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为特点的机体”｡
当代大学成为“社会服务站”
实际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学者金耀基指出,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为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成为“知识工业”重地｡学术与市场不断结合,大学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为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而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隔壁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大学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甚远,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是“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五光十色的“城市”｡
现代大学被重新认为是各个社会部门的服务站,其最重要的服务部门,就是政府和公司｡教师们习惯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技术开发工作的需求给校园带来了某种更强有力的影响,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关系越密切,对大学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就越大｡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变得不同于长期以来鼓励大学教师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而技术转让领域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还因为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
大学的“第一生产力”迷思
那么,事态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西方的大学从它的英国模式,一变而为德国模式,再变而为美国模式,并且步步进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国家拷贝它,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当符合现代生活的自身逻辑｡如果在由现代消费激发出来的无边物欲的推动下,知识仅仅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则又被看做第一生产力,那么,大学作为知识的重镇就势必要被转化成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只要现代性的生活形式继续主宰我们,传统的大学形式就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直到它发展为美国式的巨型大学,乃至比这种巨型大学还要庞杂的大学,以便能够填入新的能量､唤出新的产出,哪怕大学的肚子因吞噬过多而被撑破!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还起着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如果对通识教育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在当下的紧迫国际情势下,既然只有指望在现代化的急行军中,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整合力量,来既发展大学本身的事业,又转而表现出更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它的顶尖大学,就不可避免地面对转型｡由此说来,对于当今大学的实际操作者而言,与其去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洞目标,倒不如实在地向公众讲明:至少从这个历史时期来看,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痛｡
“一流”大学的标准
如果克尔的“大学三段论”的内容,是所谓英国——德国——美国,或者纽曼——洪堡——克尔的话,那么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大学三段论”的内容,则把英国的纽曼置换成了德国的康德,继而又把克尔的巨型大学置换成了所谓“一流大学”｡这样一来,这种观点最抢眼的标记就首先在于:既用启蒙思想家康德的理性前提,置换了红衣主教纽曼的宗教前提;又用民族文化的思想内容,充实了洪堡的现代大学概念｡当然,最为重要的还在于,雷丁斯用充满洞见的对于“一流大学”的批判性诠释了克尔所谓巨型大学的内容｡
按照雷丁斯的说法,在一个封闭的范围里,“一流”实际起到了货币单位的作用,在林林总总的本国大学之间,进而在更加千差万别的各国大学之间,建立起抽象的量化可比性｡
一流通用的等级标准,是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
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
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然而,如此诱惑人们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标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顾到各大学的实际长短呢?分数是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吗?知识是简单地从仓库再生产出来的,还是在教学中生产出来的?为什么高级大学官员和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声望”最好的判断标准?他们有什么共同点?这种协调一致是否令人担忧?“声望”这一项会不会提高对价值指标水平的偏见?
基于这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认为,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当代大学为何在意市场
既然“一流”的标准已被视为四海皆准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就同样会是无一幸免的｡可以想象,只要“一流”的标准盖过了学术的标准,形式的好看虚掩了真实的内容,量化的指标漠视了实质的优劣,外部的评价凌驾于大学的自治,那么,无论一所大学在排行榜上显得多么领先,也无论它破费重金聘来了多少大名鼎鼎的教授,或者四处公关引来多少资金去起高楼造声势,它所宣喻的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都终究是言不由衷的和适得其反的——既然它早已被市场向度牵住了鼻子,就再也顾不上去向学生们示范和操演独立的意识和广博的志趣了｡
当代的大学何以如此在意市场?按照雷丁斯的理论,他大概会沿着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追根溯源,把大学衰败的原因归咎于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式微｡
事实上“争创一流”的中国大学教育,其表现刚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过:是民族国家整合能力的加强而非衰落,才会作为难以抗拒的动力,强力推行“一流大学”的模式,并就此催生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数据报表来,而且还通过这种势必要忽略内容差异的量化形式,来加速涤除各个学校在历史中形成的任何特长｡
当然,在一定意义上,雷丁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被抽取掉具体内涵的“一流大学”,毕竟也只能推广于意识形态逐渐淡化或消解的时空之中｡不然的话,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究竟如何去拿德黑兰大学跟华盛顿大学进行通分,或者究竟如何去拿哈佛神学院跟塔利班学校进行对比?雷丁斯意义上的“一流大学”,或许正是从一个专属于他的角度,指称着一种既呈现多元化特征又反映全球化步调的特定时期的大学｡
大学的未来何在
尽管各种大学模式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但美国的大学一直盼望能够成为学者和自由思想的园地｡长达一个世纪的学术自由运动代表了一种不惜代价的努力,以确保与日常的压力保持一种心智上的距离,让学者们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批评当时传统的知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重要的是不要将学术界传奇化,不要对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时代怀有思念之情｡现实不会回到19世纪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中,该书认为“有用的知识”是“一堆垃圾”;也不会回归到八十多年以前索尔斯坦·凡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所设想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纯粹的研究是大学唯一的恰当行为,而促进有用的申请(和教育本科生)是较小､较普通的大学的任务……
真正给人们带来困扰的是金钱的原始力量对于高等教育很多方面的作用｡美国的大学也在忙于彻底改造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压力｡学术界曾认为企业家的野心必然是邪恶的,而它现在却成了一种美德｡“我们是在经商,”康涅狄格大学的教务长坦率地说,“我们的股东是学生､职工和康涅狄格州｡”甚至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也声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意味着经商”｡
如果学校已经成了特殊的产业,学生已经成了特殊的顾客,那么,这里就必须采用商学院的而非文理学院的主导模式:为了获得学生的眷顾,必须保持和扩大竞争优势,一所大学的声望如何,就被看成了生死攸关的产品商标｡我们可以联想到,正是为此学校的名称才会被改来改去,却不管新起的名字是否有实际意义,正如作为国际名牌产品的可口可乐,只要能吸引来顾客的眼球就行,却不管自己贩卖的饮料是否对身体有利｡
在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其实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博弈的最基本形式,而且,也正是在各种论说的不断博弈中,在各种思想的热烈交流中,大学这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才既有可能步入毁灭,也有可能再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这一片喧哗之声的,就不仅包括今天的同时代人,而且包括有待我们评判的前人,当然还有必将评判我们的后人!
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在步入大学之后,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当然也有可能被其他东西所干扰｡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
或许,大学的真正希望,就潜伏在此类绵绵不绝的忧思之中｡
